香港回歸二十周年感懷
少數人獨佔的文化架子已經破碎了。今天我們必須接受最廣義的人文主義，擁抱全世界所有的精神力量。
香港回歸二十周年，我接受多個海內外傳媒記者的訪問，記者關心的是香港價值觀的改變。
我的回答是，香港最寶貴的價值，基於她是一扇國際文化窗口。
毋庸置疑，香港是一扇開放的窗子，可以自由吸收東南西北風。與此同時，香港也是一座嬌小玲瓏的文化之橋，中國通過她，可以走向世界；世界通過她，可以走向中國。說香港是嬌小，是對地域、人口而言；說香港玲瓏，因她是明澈的。
喻如台灣的余光中先生曾在香港中文大學執教十一年，寫下不少膾炙人口的詩篇；最早寫傷痕文學的陳若曦女士，她的作品如《大青魚》、《尹縣長》、《耿爾在北京》等，都是七十年代在《明報月刊》發表的；聶華苓女士的《桑青與桃紅》在台灣《聯合報》連載，因政治原因被腰斬，也是後來在《明報月刊》全文登載的；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身處內地的無名氏的《金色的蛇夜．續集》，是輾轉送到《明報月刊》刊載的。
此外，小說家李昂女士，她的小說《殺夫》英文版，由葛浩文教授翻譯，是我當年負責香港三聯書店編輯部時出版的；余光中的《余光中選集》、嚴歌苓小說《第九個寡婦》、李昂小說《自傳の小說》、莫言小說《司令的女人》，均收入《明報月刊》與新加坡青年書局出版的《世界當代華文文學精讀文庫》。漢學家葛浩文的《蕭紅小傳》也是在香港出版的。
以上例子不勝枚舉，只摘出數例，以見其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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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兩岸，香港是東西文化交匯處，更為開放，起到兩岸橋樑作用。兩岸在封閉的年代，很多人都是通過香港把書籍偷偷帶回內地或台灣的。例如台灣，上世紀九十年代社會才開始開放，但「臨時戡亂條例」還沒撤，柏楊很有膽色，想出版「大陸當代文學系列」圖書，不能逕與內地作家聯繫，委託香港的我代為組稿。我推薦了十三位大陸作家給柏楊，賈平凹、舒婷、劉心武、莫言、王安憶、陳染、諶容、史鐵生、陳建功等改革開放後湧現的一批代表性作家，同時也充當兩岸郵件往來的傳遞者。這是一九四九年後台灣最早出版的有關大陸的文學作品，引起台灣社會很大的反響。
此外，五年前，我們出版的《世界當代華文文學精讀文庫》，為了使入選的作家尺度相對的客觀，我們組織了一批海內外當代文學研究者，馬悅然、李歐梵、王德威、葛浩文、聶華苓、陳思和、嚴家炎等二十多人投票選出五十位作家，和兩岸一般的標準不太一樣。
香港也是華文文學的窗口和文學交流的橋樑。
香港作家聯會的宗旨，是以文會友，曾為海內外作家舉辦一百場以上的文學講座，來自東西南北的作家、學者在這個小島暢談華文文學的發展。這在在說明香港不是文化的沙漠，而是文化的綠洲、文學的綠洲。但是，香港的文化特別是文學一直缺少了來自政府的支持，永遠屬於民間的，也只有來自民間的支持，她出落得更茁壯喜人。
香港雖然是一個小舞台，本身觀眾不多，市場很小，掌聲也少，但輻射面很大，是世界目光所聚的焦點。
其實，香港作為文化的窗子，並不純指狹義的文化或文學的窗子。「香港文化」是廣義的，是包括香港的法制、言論、社會等諸方面的文化。我想，鄧小平當年創建「一國兩制」，也許更多是從「兩岸的和平統一」着眼，我體會鄧小平「一國兩制」主要是讓台灣人有信心，所以要維持香港五十年不變。我覺得海峽將來會不會統一，香港也是一個關鍵點，「一國兩制」在香港做得好台灣人就放心，做不好台灣人不放心。
我想，以上是鄧小平當初提出「一國兩制」的初衷。但是，除此之外，鄧小平設計「一國兩制」，對香港這扇窗子，是否還有更深層次的考慮呢？在中國內地政改趑趄不前、存在腐化現象，香港的健全法制、開放社會的傳媒監督，是否也有借鑑、參考的地方?!
香港的法制雖然源自西方，但香港社會的價值觀，大都是承繼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香港人的勤奮進取、敬業樂業、慎終追遠、知法守紀、熱心公益，……包括對國家民族領土的捍衛決心──後者如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席捲中外的保釣運動和年前發生的香港保釣船硬闖釣魚台等愛國行動，甚至包括兩制之間的人權、民主、自由和法治等等，都可視為香港大文化的主要特徵。如果內地的當政者可以正面「看待香港在中國文明範式轉移過程中的作用」②，換言之，在「井水不犯河水」原則下，內地如果可以借鑑香港一些有利於體制改革的優點或長處，「讓香港能以文明範式轉移中的先導角色，融入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相信前景將更加明亮、燦爛！
相反地，香港在兩制下，也可享受一國兩制的優勢，依賴內地的強大市場、充裕的資金來促進經濟發展，兩者是一種邇密的唇齒關係，不可分割。可見港獨是完全沒有出路的！
原文刊登於《香港作家》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