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找回“我們的文化”
1927年，魯迅先生應《大公報》之邀赴香港演講，有相識的記者向先生提問時提到了香港是“文化沙漠”這個命題，先生回答說，不可以這樣講，就算是沙漠，也不是不能改變的。此後的一個世紀，“文化沙漠”這個詞和香港如影隨形，不斷被人們談起、否認、再談起、再否認，卻始終未曾有過鮮明的論調，於是時至今日，我們仍能時而在各種文字場合見到這個說法。
那麼，香港究竟是不是“文化沙漠”呢？既然這個問題在百年間連那麼多的文學家、哲學家、歷史學家以及一眾各行精英都未能釐清，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多加辯駁無異於狗尾續貂，所以這裡只就香港這片“文化沙漠”中是否能找到適於文化生存和傳播的土壤而作討論。
首先有必要嘗試對“文化”這個詞加以定義。廣義上來講，只要有人類生存和活動的地方就必然有文化：人類的活動帶來了語言、習俗、生活習慣和社會制度，從這個意義出發，非洲某個原始部落中一妻多夫式的母系制度是文化，茶餐廳中經常聽到的“凍檸茶少冰走甜”也是文化。而狹義的文化則大部分由文字、文學、音樂、繪畫這些隸屬於社會科學的主題構成，也許還包括了一些由時代決定的流行文化和受地理條件所限的地域文化等，而所謂“文化沙漠”，更多地針對狹義的文化。
長期以來，人們似乎對香港的文化始終懷有一種若有若無的期待，期待香港的文化地位理應與之經濟地位相當，期待香港這家“百年老店”的背後有得以承載時間的厚度……否則，為什麼從來沒有聽說過諸如澳門是文化沙漠，或者克拉瑪依是文化沙漠這般的論調？也許是人們在心中早已提前為他們所熟識的城市預設了一個上限：澳門和克拉瑪依的文化地位並不需要被提升到一個很高的位置。而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當然應該拿來和北京、和台北、和紐約、和東京、和維也納進行比較，而在大多數人眼中這種比較是可笑的，試問在這一片片繁盛的森林面前，香港這個小小的城中綠蔭不是沙漠又是什麼呢？還有一種在此基礎上更為貶斥的說法，質疑香港和上述都市相比，除了經濟貿易之外，沒有其他可以稱得上文化優勢的東西，說香港在文化上缺乏自我。
誠然，香港經歷了百餘年的殖民時代，同時亦是百餘年文化的雜糅，把東方文化（我們的文化）與西方文化（他們的文化）像攪拌水泥一樣混做一團，看似顯得有些不倫不類，結果是既沒有觸摸到近代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屋頂，也沒有為我們自己的文化保存做過太多耀眼的貢獻，成了一塊文化上的“飛地”，而東西兩邊的人民都對這種文化毫無歸屬感，只剩下香港人“文化沙漠”的自嘲。
但事實真是如此嗎？恐怕不見得。可以肯定的說，香港這片“沙漠”的深層埋藏著任何地方都無法企及的肥沃的文化土壤，它也許無法滋養一片濃密的森林，卻足以使生命力本來就足夠強大的文化得以生根、保存並且發展，而最適合、並且幾乎是唯一滿足這種條件的文化就是“我們的文化”，也許只有對“文化”這個概念真正敏感的人們才能意識到這一點，甚至連絕大多數長期親手創造著這種土壤的香港人們自己都少能發現。
首先必須承認一點：我們生活在一個時代的夾縫中，這個夾縫的一面是統治了世界數百年的西方價值觀以及它無所不在的文化觸角；它的另一面則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數千年文化遺產。在某種意義上，這兩種價值觀（或者說文化）是格格不入的。林語堂先生就這一點曾有過妙論：西方重推理，東方重實踐；西方重邏輯，東方重近情；西方重分析，東方重直感；西方重客觀的真理，而東方重主觀地求道。而自西方大航海時代和文藝復興之後，這個世界便被西方文化、價值觀以及衍生出的思維和生活方式牢牢控制了，甚至連擁有千年歷史的我們也未能倖免——我們寫的小說大致來自於塞萬提斯打開現代小說之門後的樣子，沒有人會延續唐傳奇或者宋話本的形式去創作；我們的音樂大致來源於文藝復興前後西方記譜法和鍵盤、弦樂樂器工藝的成熟，讓我們在那之後的800餘年耽於旋律創造的世界，而不記得宮商角徵羽對於我們而言本應是教化人倫、使人知禮的工具；而我們的“詩詞”也因為上世紀初受西方影響的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化運動演化為大白話長句的拆分、換行和重組，所謂體制、所謂格律、所謂氣象早已成為陌生的概念……
雖然令人感到悲哀，但我們始終相信我們的文化之強韌絕不會因為歷史和時代的衝擊而消弭於無形，蒙古人沒能做到，女真人也沒有做到，反而最終都為其所影響和同化，這種由積澱而生的文化韌勁始終都存在著，也許只是冥冥中被滿虧益損的客觀規律支配著。然而，即使虧如新月，要使文化這種東西復生也絕非易事，當然更不是從小便能背誦幾首唐詩宋詞、練得幾手書法、為了應試硬讀幾篇古文所能做到的，它來自於所有為這種文化所影響、對這種文化有情結的人們的內心自在需求的呼喚。而在這個信息化、商業化的時代中，人們對文化的接納方式早已不同往昔，把文化和生活、欣賞和消費、工作和休閒、身體和精神隔離開的高墻正在被拆毀。所以，在這個時代中依賴傳統、甚至更加畸形的方式去對我們的文化進行傳播無異於天方夜譚，更遑論令其“復生”。所以，我們只有藉助某種外力去喚醒人們心中的需求，而這種外力的存在條件極為苛刻，它由諸多歷史、地理和人文因素共同作用而成，湊巧的是，香港的特殊性正是這些因素的完美結合。
上個世紀末，香港有四個久負盛名的“大才子”：金庸、倪匡、黃霑和蔡瀾。他們有著深厚的傳統文化和古典造詣，卻不約而同地掌有香港文化消費之柄：一個寫書辦報，長居華人作家首富；一個眾體皆備、日出萬言；一個流連娛樂圈，作品膾炙人口；還有一個聲色犬馬中賣醬售茶。他們不拘常理，用商業化的行為和這個消費文化的世界結合的天衣無縫，冷冰冰的市場仿佛也帶了點脂粉氣，變得活色生香起來。在他們的影響之下，從香港到內地，乃至整個華人圈都找到了一些文化認同的共同點，更於潛移默化之中激起了沉睡在我們所遺傳的血液中的幾處漣漪，它雖不足以使我們的文化自此復生，卻仿佛是這條道路上的一絲燭光，至少多少讓我們看清了方向。
前面所說的“喚醒人們心中需求的外力”，具體表現出來便是“承載著我們的文化力量的消費品”——典型的商業時代中的消費品，它們許是有形的、許是無形的、許是有價的、許是無價的，但它們都滿足一個共同點：和人們的生活相互依附。這個時代的文化已經融入人們的日常之中，被用來賦予各類消費品以意義和內涵，這種文化和消費品的互動並非一日之功，而是需要某個地域的人群長期在多種文化的浸染之下，並且這個地域擁有極高的精神自由水準方能達成。多種文化的浸染使消費品的附加價值更加豐滿，而高度的精神自由使創造消費品的人們能更加自如地操作這種文化與消費品的融合，而不是淪陷於某種單一性之中：正是受限於精神的自由性，我們很難指望內地某所大學的歷史系教授同時又是一個出色的設計師，而更難指望一個由職業學校訓練出來的設計師擁有深厚的文化積澱。這種單一性對文化和消費品的結合是致命的：他既無法使人們對本應埋藏在消費品深處的文化產生興趣，也無法進一步提升消費品的價值，最終淪為被遺棄的“快餐式”社會的物質垃圾而已。香港長期以來擁有來自西方文化的具典型邏輯性的方式（無論表現在商業、法制或者任何其他方面），又有由此發展出的高度自由化的精神信仰，輔之以來自我們自己的文化中核心部分的玉潤，這些都是可能治愈“單一性”的良方。
我們的文化相較於西方的主流文化現階段處於弱勢的地位，而弱勢想要取代強勢的話，勢必需要藉助那股強勢的力量，香港便有這樣一種徘徊於弱勢與強勢之間的的特質：一方面，它的人民骨子中所堅守的仍然是“我們的文化”，另一方面，百年東西交融的經歷使它將過去的、現在的、我們的、他們的、高雅的、低俗的文化之間看似不可逾越的鴻溝變得輕描淡寫，並且在有意無意中用更適合當前時代主題的方式管理和修飾著我們的文化，“四大才子”的出現便是其中的一個縮影，而他們絕非曇花一現。此外，香港作為連結東西方的橋樑，更有一種“文化過境點”的功能，百年間有多少人因為戰爭、因為意識形態、因為家庭，攜帶著他們獨特的文化特征於這片土地或過境、或流亡、或定居。就像殖民與隔絕為新奧爾良豐富的文化、戰爭與混亂引致的藝術家流亡又使紐約成為新興的藝術之都一樣。所不同的是，香港人相對更為強烈的功利意識和生活壓力使他們很難意識到自己的這種優勢，但這種優勢又是自在自然的，很難因人們的被動忽略而消失不見，所以與其稱香港為“文化過境點”，不如“文化粘合劑”來得貼切。
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更多人對香港這種特殊優勢的認識加深和妥善利用，沉睡在我們血液中的對“我們的文化”的需求終將被喚醒，而香港會成為傳播“我們的文化”的聖地。
實在很難找到另一座城市比香港更加適合找回“我們的文化”。